第二十章 皇太极的政治手段

第二，临危继汗位，与大明周旋，积蓄力量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宁远之战失败抑郁而逝。大妃阿巴亥和两个庶妃殉葬。汗位在四大贝勒中选出，大贝勒代善因与大妃纳喇氏阿巴亥有暧昧关系，这种欺君蔑父的行为，使他在诸王中威信大降，而且父汗生前已废除了他的继承权。二贝勒阿敏非努尔哈赤之子，且曾参与其父舒尔哈齐的叛逃活动，更非人选。三贝勒莽古尔泰的生母继妃富察氏由于“窃藏金帛”得罪而死，加上他本人性情粗野，无人拥护，自然不能被拥立为汗。只有四贝勒皇太极实力最强，无论是政治眼光、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都在众贝勒之上，所以他是后金汗比较合适的人选。于是在努尔哈赤去世当天，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并对诸贝勒大臣说出了拥戴皇太极的原因：“才德冠世，当速继大位”。由于身为长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众贝勒“乃合词请上嗣位”，皇太极“辞再三，久之乃许”，被拥举为大汗。九月一日，皇太极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继位时，后金面临严重困难，主要有明朝已构筑关宁锦防线并联合朝鲜、蒙古封锁后金、四大贝勒合议制掣肘汗权、后金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后金的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后金民众厌战等。对明朝，皇太极确立了“讲和与自固二策”，争取时间，解决后金面临的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然后待机成熟，再兴兵攻明。[当时，明朝正因为宁远的胜利而变得强硬起来。皇太极一上台就曾致函宁远巡抚袁崇焕，表示希望“彼此和好”。明朝也并非坐等后金退兵，而是一边要地，一边修筑塔山、大小凌河城及锦州城，加紧备战。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继征朝鲜王朝之后，皇太极亲率大军征明。这时明朝干将袁崇焕正在实施“恢复之计”，即“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他修城屯田，以屯养战，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22]皇太极想及早发动进攻，发动宁锦之战，结果自己伤亡惨重，宁远城却屹立未动。继续又攻十几天，依然无成。守宁远的正是袁崇焕，他命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出城拒战。皇太极督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等进击。明军呐喊抵抗。袁崇焕坐镇指挥，放大炮，后金兵一排排倒下，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伤。明将满桂也负重伤，士兵死伤大半。宁远不下，皇太极又返回锦州，时已六月四日。将士中暑很多，皇太极知不可久留，第二天下令退兵。此战明军防守成功，时称“宁锦大捷”。辽西不能攻取，便不能进山海关，如果要夺取北京，只有另找出路。皇太极对蒙古是有所了解的，当时他已参加过与喀尔喀、科尔沁等部的结盟，也曾领兵驰援过科尔沁。

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皇太极首先带领两个幼弟多尔衮及多铎统大军亲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地方，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因敖木伦大捷，多尔衮被赐号墨尔根戴青，多铎赐号额尔克楚虎尔。八月，与喀喇沁议和，九月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兵来会。九月六日，后金大军出征察哈尔。二十日进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俱下。第二天追至兴安岭，获人畜无计其数。十月中旬胜利而归。[25]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部，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蒙古诸部的统治。不久，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到这些地方宣敕，以后如征察哈尔，凡管旗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驼，不至约会之地者也罚马。

第三，革故鼎新、打击其他三大贝勒，巩固了中央集权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至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皇太极在明朝关宁锦防线难以攻克的情况下率军从蒙古突入内地，攻打北京失利，史称“己巳之变”。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皇太极领兵攻占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他决定巩固已占的四城，在关内打进一颗钉子，以为据点。明廷调集各路大军，组织反攻，收复永平等四城，后金兵败归沈阳。皇太极因失已得四城，“感伤堕泪，大小诸臣，见之无不流涕”。[101]

第二十章

皇太极的政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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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继位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皇太极本人有很好的文化素养，这时他推行了振兴文教的措施。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尔哈赤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选取了满、汉、蒙古生员二百人。[26]他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他派人丈量土地，将“各处余地”归公，发给民户耕种，不许旗主、贵族再立庄田。又把原来每13名壮丁编为一庄改为每8名壮丁编为一庄，“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并下令编审壮丁，解放部分奴婢为编民。这些措施，使满族贵族的特权受到一定制约，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他极力学习汉族文化，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

皇太极积极削弱其他三名贝勒，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皇太极利用二贝勒阿敏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败归为口实，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定阿敏罪状16条，将阿敏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不久阿敏病死。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在大凌河之战中，皇太极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莽古尔泰拔剑相向，皇太极以此为由将莽卉尔泰治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的贝勒，夺其五牛录的属员，罚银万两及马匹若干。莽古尔泰后因气愤暴卒。至此，三大贝勒只剩下大贝勒代善一人。同年十二月，当诸贝勒提出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代善立即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他主动请求退出并坐，得到皇太极允准。[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朝贺中，皇太极接受礼部参政李伯龙之建议，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突出汗位独尊地位。到了天聪九年（1633年）九月，皇太极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指责代善对己不恭，众议代善“与皇上相左”，列了四条罪状，拟革去大贝勒名号，削除和硕贝勒职，剥夺十牛录所属人口，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但是皇太极心中有数，这不过是借题发挥，提高汗权而已，所以只罚银马甲胄。从此，威胁汗权的三大贝勒势力已除，皇太极实力大增，其余贝勒无力和他抗衡，使汗权得以加强和巩固。

皇太极为了团结和拉拢汉族与蒙古族，加强统治基础，同时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以适应对明战争的需要，也为了平衡满族八旗旗主和诸贝勒的军事势力，将八旗组织扩大到汉族和蒙古族中。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谕令将士对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在皇太极影响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纷纷归降了后金。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行抱见礼，以示优隆。孔、耿不仅带了一万二千多精壮官兵及红夷大炮等，而且加速明朝的辽东海防的瓦解。之后不到四个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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