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埃利奥特·吴的书面质询函，以一家注册在瑞士、关注全球健康伦理的公益基金会名义——该基金会由苏晴通过复杂但干净的渠道远程操控——通过正式的外交邮件渠道，送达了他所在的大学伦理委员会和生物伦理研究中心。
函件措辞严谨，援引了国际通行的研究伦理准则，列举了埃利奥特·吴近年来参与评审的、由“远帆信托”及其关联资本资助的多个基因编辑临床试验项目。这些项目的名称和地点做了技术性脱敏，但保留了可追溯的关键特征。函件指出，这些项目在短期内密集获得“风险可控”的伦理意见，与同一顾问其他项目的评估分布存在值得关注的统计差异。函件并未直接指控任何不当行为，而是基于学术透明和公众信任的原则，请求该机构说明其内部针对此类情况——即伦理顾问长期、高频服务于单一资本关联项目——的利益冲突审查机制、具体操作流程，以及是否有针对评估结论一致性的内部复核程序。
这是一颗裹着糖衣的合规炮弹。大学伦理委员会无法像对待匿名网络质疑那样置之不理。他们必须回应，而任何回应都可能留下记录，暴露出流程上的模糊地带，或者迫使他们对埃利奥特·吴的顾问活动进行更严格的内部审视。
压力开始从学术圈的泛泛讨论，转向具体机构的合规问责。
效果比预想的来得更快。三天后，林晓监控到埃利奥特·吴的个人学术日程页面出现更新，其原定于下月参加的几个国际会议和闭门研讨会被标记为“因日程冲突取消”。与此同时，他所在研究中心官网的“活跃项目”列表中，几个由“远帆信托”间接资助的合作研究项目状态悄然从“进行中”更改为“资料整理与结题阶段”。
“他在收缩战线。”林晓分析，“取消公开露面，淡化与敏感资助方的项目关联，这是典型的防御姿态。大学方面可能已经给了他压力，或者他自己预感到了风险。”
“还不够。”余年看着屏幕上的动态，“这只是让他暂时缩回壳里。要让他感受到真正的痛，必须触及他的核心价值——声誉和学术影响力。苏晴，我们掌握的、关于他与诺亚项目具体关联的线索，比如那份被篡改的早期风险评估报告的可能流向，能不能在不暴露来源的情况下，透给一两家以揭露学术不端闻名的调查记者或机构？”
“需要非常精巧的设计。”苏晴思考着，“报告本身不能直接给，但可以引导他们去挖掘诺亚‘曙光’项目审批过程中的伦理审查环节，特别是外包给独立顾问的部分。结合埃利奥特·吴公开的行程、合作者名单，以及‘远帆信托’的资金流向时间线，聪明的记者应该能嗅到味道。我们可以通过多个匿名且互不关联的渠道，提供这些碎片化的‘疑问’。”
“去做。把握好节奏，让火慢慢烧起来。”余年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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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那边，“扳手”传来了第一份报告，内容简短，通过预设的、无法追溯的死信箱系统获取。报告证实了“海之星”公司支付的修船厂位于巴拉望岛西岸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厂子很破旧，但近期确实维修过一艘中型拖网渔船，船的特征与“卡利博之星”吻合。维修内容是“船尾传动轴密封更换和螺旋桨校正”，看起来很合理。
但“扳手”在报告末尾附了一句：“厂里老工人喝酒时说漏嘴，那船靠过来时，晚上有别的快艇靠近，搬了些箱子上去，不是渔获，箱子有冷藏标志。厂老板的侄子跟南边‘海豚’的人混过，那几天也在厂里晃悠。”
“海豚”？周晓芸立刻检索了这个代号。在东南亚海域走私黑话里，“海豚”有时指代专门从事“特殊活物”运输的小团伙，比“幽灵船队”更松散、更底层，通常接一些短途、高风险、要求隐蔽性高的“小件”运输。
“卡利博之星”在维修期间，有“海豚”的人接触，还搬运了冷藏箱。这印证了它作为“幽灵船队”补给船或中转船的角色，也可能意味着它在进行“特殊订单”的零散交接。
“让‘扳手’想办法，在不暴露的前提下，摸清那艘靠近的快艇可能属于哪个‘海豚’团伙，或者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征。另外，查一下厂老板侄子的底细，看他现在跟谁混，有没有可能发展为眼线。”老周指示道，同时通过中间人安排了额外的资金。
海上调查的线头，似乎从“卡利博之星”这根大绳上，分出了一缕更细、但也可能更接近末端交易的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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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婕的沉默观察期结束了。一天下午，在心理医生的陪伴下进行放松练习时，她忽然对着空气比划了一个类似滑动屏幕的动作，然后食指在某处“点击”了一下。
“点了什么？”心理医生温和地问。
许婕愣了愣，似乎自己也才意识到这个动作。她看着自己的手指，犹豫地说：“……红的……变黄了……警报……声音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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