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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因他出生时头顶凹陷如丘，父母为他取名\"丘\"，字仲尼，这便是后来影响华夏文明两千余年的孔子。他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大夫，晚年与颜氏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孔子三岁时，父亲便撒手人寰，母亲带着他迁居曲阜阙里，过着贫贱的日子。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别的孩童在田间追逐打闹时，他却喜欢把祭祀用的礼器摆出来，模仿大人行礼的模样，一招一式，庄重认真。童年的他心中便埋下了对\"礼\"的向往。
十五岁那年，孔子立下\"志于学\"的誓言。他四处拜师问道：入鲁国太庙，遇不懂的礼仪便\"每事问\"，哪怕遭人讥讽\"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听闻郯子来访鲁国，他连夜登门，请教上古官制，感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后来又远赴洛邑，向周朝守藏史老子问礼，临别时老子赠言：\"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君子若遇明时、得遇赏识，便驾车出仕，施展抱负；若时运不济、道不得行，便如蓬草般随风飘转，顺应时势而不固执，在隐忍中坚守本心）这句话，像是预言，成为孔子一生的写照。
青年时期的孔子，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也做过掌管畜牧的\"乘田\"。即便职务轻微，他也恪守\"执事敬\"的准则：管仓库时，确保\"会计当而已矣\"；管畜牧时，让\"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而立之年，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不管是贵族子弟孟懿子，还是家徒四壁的颜回，或是性情鲁莽的子路，只要心怀向学之志，皆可入其门下学习。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先任中都宰，后升大司寇，甚至一度\"摄相事\"，执掌鲁国政务。这是他距离政治理想最近的时刻，他渴望以\"礼治\"整顿朝纲，以\"德政\"安定百姓，让鲁国重回\"周公之治\"的礼乐盛世。
这一年，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会盟，齐国欲以武力威慑鲁国，暗藏甲士，还让优伶侏儒登台表演粗俗乐舞，羞辱鲁君。孔子见状，快步上前，按礼斥责：\"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喝令武士将优伶斩首。齐景公大惊，没想到这位看似文弱的学者，竟有如此胆识。最终，齐国主动归还了侵占鲁国的郓、汶阳、龟阴之田。当孔子带着失地回归的消息踏入曲阜时，百姓夹道相迎，他望着人群，心中默念：\"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可当时鲁国的权力早已落入\"三桓\"手中，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把持朝政，家臣专权，礼崩乐坏。孔子力推\"堕三都\"，就是拆毁三桓家臣据守的城池，削弱私权，重振公室。起初进展顺利，拆毁了费城、郈城，可到了孟孙氏的成城，却遭到激烈反抗。鲁定公动摇了，三桓也暗中阻挠，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最终半途而废。孔子站在成城之外，望着高耸的城墙，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道不行\"的无力。
更让他心寒的是鲁君沉迷于酒色的行为。季桓子接受齐国送来的女乐，整日宴饮享乐，三日不朝。失望的孔子在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的清晨，登上马车，子路、颜回等弟子紧随其后，朝着卫国方向驶去，他回头望了一眼曲阜的城门，轻声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在鲁国当官的这段时间里，孔子也从未停止收徒授业。朝堂之上，他是运筹帷幄的大司寇；庭院之中，他是循循善诱的夫子。子路问\"仁\"，他答\"仁者先难而后获\"；子贡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否可行，他赞许\"赐也，非尔所及也\"。有一次，弟子们围坐在一起，各言其志。子路说要\"率三军破强敌\"，冉有说要\"使百姓富足\"，公西华说要\"宗庙会同，愿为小相\"，唯有颜回轻声道：\"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闻言，颔首微笑，这便是他心中的\"仁\"：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不把劳苦强加于人。
孔子到了卫国之后，国君卫灵公虽年迈，却对孔子礼遇有加，初到便赠予粟六万石，可他真正看重的，是能助其争霸的谋略，而非孔子的\"礼治\"主张。
当时卫灵公非常宠爱南子夫人，南子夫人出身宋国宗室，容貌美丽，却因与宋国公子朝有私情而名声不佳。当南子听闻孔子这位\"圣人\"到访，便主动提出想见一面。
对于南子的召见，孔子起初是犹豫的。他深知南子名声狼藉，与她相见，恐遭世人误解，更怕有损自己推行的\"礼义\"之名。可他身处卫国，若断然拒绝，不仅会得罪南子，更可能触怒卫灵公，彻底断绝在卫国推行主张的可能，乱世求存，欲行其道，有时不得不做出礼仪范围内的妥协。
最终，孔子选择赴约。《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南子端坐于宫殿内的细葛帷帐之后，身着华服，环佩叮当。孔子入殿后，遵循君臣相见的礼仪，面朝北恭敬行礼；南子则在帷帐后回礼，起身时身上的环佩玉器碰撞出清脆声响，清晰传入孔子耳中。整个过程，双方隔着帷帐，恪守礼仪距离，无半句逾矩之言，更无亲密接触，纯粹是一场符合当时礼制的相见。
可这场恪守礼仪的见面，还是引发了弟子子路的强烈不满。子路性情耿直，素来敬重孔子的德行，听闻老师见了声名不佳的南子，当即面露愠色，直言质疑：\"夫子为何要见这样的人？这岂不是有损君子之名？\"
面对子路的质问，孔子又急又委屈，连连发誓辩解：\"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我若有半点违背礼义的行为，就让上天厌弃我！就让上天厌弃我！这份急切的辩解，藏着孔子的无奈：他并非不知南子的争议，却为了在卫国争取推行\"仁道\"的可能，不得不做出必要的礼仪周旋，可这份苦衷，耿直的子路一时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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